那一夜，家里所有的灯都亮到了天亮。
我坐在客厅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一接一抽烟。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脑子里那些纠缠不休的声音，在极度的疲惫和清醒中，慢慢沉淀下来。那个总在低语“去死”的声音还在，但这一次，我不再发抖了。
我看着自己发颤的手，咧了咧嘴。
我tm连死都不怕了。
死都不怕——
活着还有什么可怕的。
这念头像烧红的铁，烫穿了所有乱麻。不是解脱，而是一种更粗糙、更坚硬的决心。活着，从今往后，成了我主动选择的对抗。
窗外天色泛白时，我站起来，走到卫生间，看着镜子里熬红的眼睛，瘦得颧骨凸出，但眼神里那层厚厚的灰翳，好像裂开了一道缝。
抽屉里的那半瓶安眠药，我拿在手里掂了掂，拧开瓶盖，把白色药片全部倒进马桶。
按下冲水钮。漩涡轰鸣，白色的颗粒瞬间消失。
我看着水面恢复平静，心里那片沉甸甸的黑暗，好像也跟着被冲走了一点。
窗外，哈尔滨的冬天还在继续。至少现在，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玩游戏，只是怔怔地想。这段休学在家的子，时间早已变了质地——不是停滞，而是一种黏稠的、缓慢的下沉。我看着窗外光秃的树枝在寒风里瑟缩，忽然彻底明白了：我不是在“放弃”上学，我只是终于承认，那条路，对我来说早就走到了头。
课本上的字句，我早就读不进去了，它们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而冰冷。继续待着，假装在“休息”或“考虑”，不过是用另一种姿势，溺死在这潭绝望的死水里。
那晚门外的刮擦声，像一冰冷的针，骤然刺破了我自欺的麻木。恐惧的浪退去后，竟露出一片怪异的清醒：如果连那种不可名状的、令人战栗的东西都未能真正吞噬我，那么，现实生活的粗糙与艰难，又凭什么能？我得自己挣一条路出来，哪怕那条路上没有书本，只有实实在在的生计。
决心不是瞬间的闪电。它像在冷窖里慢慢锻打的铁，在无言的寂静中，一层层冷却、凝固，最终变得坚硬而具体。
那天下午，妈妈正蜷在旧沙发里，缝补我一件穿得发白的毛衣。针线在她粗糙的手指间显得格外细弱。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了下来。这个姿势让我必须仰头看她，也让她无法避开我的视线。
“妈。”我叫了一声，声音出奇地稳。
她停下手，抬起眼，目光里有一种疲惫至极的温柔。
“我想好了，”我吸了口气，字字清晰，像石子落在冰面上，“学，我不上了。不是休学，是……不念了。”
针尖悬在半空。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那双被岁月和生活磨损的眼睛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碎裂，又缓缓沉淀下去。
“家里欠着债，我坐在哪儿也读不进去了。那是浪费钱，也是在耗我自己。”我继续说着，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事，“让我出去打工吧。我能养活自己，也能帮衬家里。”
沉默在冰冷的空气里蔓延，只有窗外北风持续地呜咽。
妈妈的嘴唇开始轻颤。她低下头，目光死死落在手里那件旧毛衣上，手指无意识地捻着线头。半晌，一滴很重的水珠“嗒”地砸在灰色的毛线上，迅速洇开成一团深色的湿痕。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微微塌了下去，像终于卸下了一副扛了太久、也太重的担子——那副担子，或许就叫“儿子必须读书”的念想。
“……好。”过了很久，她才挤出这一个字，嗓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她没有抬头，手又机械地动了起来，可那针脚，已经全乱了。“你……长大了。自己选的路，自己走好。”
她终于抬眼看我，眼圈通红，却没有更多的眼泪。那眼神复杂得让我心头一揪，有心痛，有无力，有深切的愧疚，却也恍惚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微光——她终于不必再勉强支撑那个“儿子还在上学”的空壳门面了。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那些苍白安慰的话。有些重量，注定要由肩膀去扛，而不是舌头。
起身回到房间，我从床底拖出那个蒙尘的旧书包。打开，里面空荡荡的，正等待被填充。我往里放了几件最耐磨的衣裤，一双鞋底最厚的旧棉鞋，还有身份证。
拉链合上的声音，脆利落。我提起书包掂了掂，分量很轻。但我知道，里面装着的，是我即将押上去的、全部的生活。
窗外，哈尔滨的冬天依然严酷，风像钝刀子般刮过楼宇间的缝隙。但这一次，我不再是蜷在窗后、只能畏惧严寒的人了。
我要走进这风里，走进那个广阔、粗糙、充满未知却也踏实的“外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