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深圳。
年味还没散尽，深南大道上到处是鞭炮炸碎的红纸屑，被晨风卷起来，像一片片红色的雪花在空中打着旋。陈知行骑车上路的时候，看到路边几个小孩蹲在地上捡没炸响的哑炮，一个小男孩拿香去点，嗤的一声，炮仗在手里炸了，小男孩哇哇大哭，旁边的小孩哈哈大笑。
他看了那帮小孩一眼，嘴角不自觉地往上弯了弯。小时候他也过这种事，过年最开心的不是吃好的穿好的，是放炮。买一挂鞭炮拆散了，一个一个地放，能玩一整天。
但今天他没时间回忆童年。下午要去蛇口见周建国，上午得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
银行里冷冷清清的，还有一半人没回来上班。老韩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茶杯冒着热气，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在看。看到陈知行进来，抬了抬眼皮：“回来了？老家怎么样？”
“挺好的。韩主任，新年好。”
“新年好。”老韩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他，“补给你的，年前忘了。”
陈知行接过来，捏了捏，比年前那个厚了一些。他没有当面拆，道了声谢，回到工位上。拆开一看，里面是两张五十块的纸币。老韩这个人，面冷心热，嘴上不说什么，但该给的从不落下。
上午没什么事，他把年前的贷款档案整理了一遍，又把电子厂的资料拿出来翻了翻。刘老板那笔贷款最终还是没批下来，年前他打电话来说找到了别的融资渠道，具体是什么渠道没说。陈知行当时没好意思细问，现在想来，也许刘老板是去找了民间借贷。1991年的深圳，民间借贷的利息高得吓人，月息三分、五分是常事，有的甚至要一毛。用那种钱，十个厂有九个会被利息压死。
他叹了口气，把电子厂的资料放回柜子里。不是他不想帮，是他帮不了。
中午吃完饭，他换了一身净衣服，骑上车往蛇口走。
从银行到蛇口，骑车要将近一个小时。他沿着深南大道一直往西，经过那些还在施工的工地和刚刚开业的小工厂，空气中弥漫着水泥和油漆的味道。快到蛇口的时候，路两边的建筑变得整齐起来——这里是招商局花了十年时间建起来的工业区，厂房一排一排的，马路修得比市区还宽，路边的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
周建国的办公室在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三楼，一栋灰色的小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进出的人不多。陈知行把自行车停在楼下，整了整衣服，推门进去。
走廊里很安静，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回响。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门上贴着“部”三个字。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周建国的声音：“请进。”
推门进去，周建国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桌上摊着一大摞资料，旁边放着一个搪瓷杯，杯身上的红字写着“蛇口工业区先进工作者”。看到陈知行，周建国站起来，绕过桌子，伸出手来：“陈先生，新年好，欢迎欢迎。”
“周经理新年好。”
周建国请他坐到沙发上，自己泡了两杯茶，端过来。茶是龙井，叶片在杯中舒展开来，一股清香慢慢散开。
“陈先生，上次在茶馆聊过之后，我一直记着你。”周建国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你对股市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这次叫你来，是想请你帮我们看看一个。”
“周经理客气了，我能帮上什么忙？”
周建国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他：“这是我们旗下的一家企业，叫蛇口招商电子，准备今年改制上市。我们已经找了券商做方案，但方案我看过之后，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你是银行出身，又懂股市，想听听你的意见。”
陈知行接过文件，翻开第一页。蛇口招商电子，成立于1985年，主要生产电子元器件和通讯设备，年产值大概三千万，净利润两百多万。这个规模在1991年不算小，但离上市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不过那个年代的上市标准很灵活，政策导向大于财务指标，招商局旗下的企业，上市的可能性很大。
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到财务数据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周经理，这个净利润两百多万，是去年的数据？”
“对，去年全年。”
“但前年是三百多万，大前年是四百多万。”陈知行抬起头，“利润在下滑。”
周建国的表情微微一变，但很快恢复了正常：“你看得很细。没错，利润确实在下滑，主要是原材料涨价和市场竞争加剧。券商说这个不影响上市，因为行业整体都在下滑，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
陈知行没有马上接话。他又翻了翻后面的资料，把企业的产品结构、客户分布、竞争对手都看了一遍，然后合上文件，端起了茶杯。
“周经理，我说几句外行话，您听听对不对。”
“你说。”
“这个企业的问题，不是利润下滑，是产品太单一。他们百分之六十的收入来自一种产品——电视机用的偏转线圈。这个产品技术门槛不高，竞争激烈，利润空间会越来越薄。就算上市融到了资，如果不做产品升级或者产业转型，过几年还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周建国端着茶杯，没有说话，但眼神变了。从一开始的客气，变成了认真。
“那你的建议是？”
“上市之前，先做产品结构调整。或者，上市融到的资金，明确投向新的产品线。这样者看到的不只是过去的数据，还有未来的增长空间。的价格，炒的是预期，不是历史。”
周建国放下茶杯，靠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
“陈先生，”周建国忽然笑了，“我找对人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递给陈知行：“这是我们招商局下面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姓黄。过几天有个座谈会，我想请你一起去参加。你愿不愿意？”
陈知行接过名片，看了一眼。黄志强，招商局蛇口公司，总经理。
“周经理，我只是一个小银行的信贷员，去参加这种座谈会，合适吗？”
“合适。我要的不是头衔，是脑子。”周建国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陈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蛇口工业区搞了十年，搞出了很多企业，但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解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懂银行、懂股市、又愿意说真话的人。”
陈知行看着周建国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后世，他只是一个乡镇公务员，坐在办公室里复印文件、整理档案，没有人会把他当回事。但现在，招商局部的副经理，主动邀请他参加座谈会，说他是“需要的人”。
这种感觉，像一个人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忽然看到了出口的光。
“周经理，谢谢您。我去。”
周建国转过身，笑着点了点头：“好。具体时间我让人通知你。”
从蛇口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陈知行没有马上回市区，而是骑到海边，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海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远处有几艘货轮停在锚地，夕阳的光落在海面上，碎成了一片金色的鳞片。
他掏出笔记本，把今天周建国说的那些话简要地记了下来。蛇口招商电子，利润下滑，产品单一，上市前的结构调整。这些信息，在后世没有任何价值——一家1991年没有上市的公司，三十年后大概率已经不存在了。但在1991年，这些信息意味着机会。
如果蛇口招商电子真的能上市，而且他能在上市前通过某种渠道买到原始股，那收益就不是百分之二十八的问题了，而是几倍、几十倍。但这种机会，轮不到他。原始股这种东西，在1991年是稀缺资源，能拿到的人非富即贵。他一个小银行的信贷员，连门槛都摸不着。
他把这些念头压下去，合上笔记本，骑上车往回走。
二月二十，星期三。
可转债的价格跌到了一百零四块八。
陈知行中午去了趟营业部，站在黑板前看了一会儿。深发展可转债，买一价一百零四块五，卖一价一百零四块九。成交量不大，但卖盘明显比买盘多，价格在缓慢下行。
他走到柜台前，找到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帮我挂一个买单，深发展可转债，四百七十张，限价一百零四块。”
四百七十张，总价四万八千八百八十块，加上手续费，刚好五万出头。他账户里的五万零八百块，几乎全部押上。
小伙子打了个电话，报了一串数字，挂了电话说：“限价一百零四，现价一百零四块六，没到。要不要改成市价？”
“不改。等。”
他靠在柜台旁边的墙上，双手在口袋里，盯着柜台后面那部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营业部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人买有人卖，但可转债的价格一直在一百零四块五到一百零四块八之间晃悠，就是下不了一百零四。
陈知行不着急。系统数据告诉他，二月底之前可转债一定会跌破一百零四。他有的是时间。
等了半个小时，价格还是没到。他跟小伙子说了一声“单子留着”，然后骑上车回了银行。
下午，方明远打来电话。
“开始买了吗？”
“挂了单，还没成交。”
“买什么？”
“深发展可转债。”
方明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陈知行，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我得说一句——可转债这东西，我不懂。你确定比好？”
“确定。”
“行。你买吧。买完了告诉我一声。”
挂了电话，陈知行坐在工位上，握着听筒，忽然觉得方明远这个人比一个月前好说话多了。以前他是那种“我比你懂”的架势，现在他是“你比我懂，我听你的”。这种变化，不知道是真的信任，还是暂时的妥协。
二月二十一，星期四。
可转债一百零四块三。
二月二十二，星期五。
一百零四块一。
陈知行的买单还是一股没买到。每次价格跌到一百零四块一的时候，就会有一股力量把它拉回去。他盯着系统光幕上的分时数据，发现每次价格接近一百零四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笔不大的买单，把价格顶上去。不是散户，是有人在护盘。
有人在刻意维持可转债的价格，不让它跌破一百零四。
这个人是谁？深发展自己？还是那些持有可转债的大户？
陈知行把这个问题记在笔记本上，决定再观察几天。
下午，他接到了林晚秋的电话。
“陈知行，你晚上有空吗？”
“有空。怎么了？”
“我想请你吃饭。上次的事还没好好谢你。”
陈知行犹豫了一下，说：“好。几点？”
“六点半，还是那家茶馆。”
六点半，茶馆。
林晚秋比上次见面时精神了一些，脸色没那么苍白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也淡了不少。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绿色的毛衣，头发散着，看起来比之前更放松。
菜还是那几个菜，清炒菜心、糖醋排骨、酸辣汤。林晚秋给他夹了一块排骨，说：“你上次说这家糖醋排骨好吃，我记住了。”
陈知行咬了一口，酸甜适中，确实好吃。但他今天的心思不在排骨上。
“那些材料，你处理了吗？”林晚秋压低声音问。
“在我那里，很安全。”
林晚秋点了点头，夹了一筷子菜心，慢慢嚼着，像是在组织语言。
“陈知行，我查到了一个名字。”她放下筷子，声音压得很低，“深发展内部，有一个叫张伟的人，是信贷部的。那些异常的资金往来，有几笔跟他有关。”
张伟。陈知行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把它和记忆中那些深发展的高管名字对照了一下。没有印象。后世的资料里，深发展被平安银行收购之前，有过好几任董事长和行长，但从来没有一个叫张伟的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要么级别不够高，要么后来出事了。
“你不要再查了。”陈知行说，“这个人如果真有问题，他不是一个人。他背后还有人。你一个记者，斗不过他们。”
林晚秋沉默了几秒，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倔强：“如果我怕，我就不当记者了。”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值不值的问题。”陈知行放下筷子，看着她的眼睛，“你查这件事，就算查出来了，能怎样？没有法律依据，没有监管部门，你最多写一篇报道，发出来，引起一阵议论，然后呢？那些人换个地方，继续做同样的事。而你，会成为他们的靶子。”
林晚秋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
“晚秋，我知道你是为了正义。但正义不是靠一个人、一篇报道就能实现的。你需要等。等法律完善了，等监管到位了，等时机成熟了，再去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到那个时候，你的一篇报道，就能把那些人送进去。”
林晚秋低下头，看着碗里的米饭，沉默了很久。茶馆里很安静，邻桌有一对情侣在低声说话，女孩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
“你总是让我等。”林晚秋抬起头，眼眶有些红，“上次你说等一周，我等了。这次你说等几年，我也要等吗？”
“对。等几年。”
林晚秋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笑了。那个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涩。
“陈知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问，“你二十二岁，比我还小一岁，但你说话的语气，像是个活了五六十岁的老头。你什么都懂，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想得比谁都远。你到底经历过什么？”
陈知行心里一紧。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借着这个动作掩饰自己的慌乱。
“我什么都没经历过。我只是想得多。”
林晚秋没有追问。她低下头，拿起筷子，继续吃饭。两个人默默地吃着，谁都没有再说话。
吃完饭，陈知行送林晚秋回宿舍。她住的地方离报社不远，一栋老式的居民楼，楼道里的灯比陈知行那栋还暗。她站在楼门口，转过身，看着陈知行。
“谢谢你，陈知行。”
“不客气。”
她犹豫了一下，忽然踮起脚尖，在他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那个吻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皮肤上，轻得几乎没有感觉，但陈知行的心跳在那个瞬间停了一拍。
“晚安。”她说完，转身跑进了楼里。
陈知行站在楼下，摸着自己被亲过的脸颊，站了很久。路灯的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抬起头，看到四楼的一扇窗户亮了，窗帘后面有一个身影在晃动。
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身，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进了夜色里。
二月二十三，星期六。
可转债的价格终于跌了。
一百零三块八。
陈知行的买单在上午十点十五分成交了。四百七十张深发展可转债，成交价一百零三块八，总成交额四万八千七百八十六块，手续费九十七块五毛七。账户里的五万零八百块，花掉了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三块五毛七，还剩下一千九百一十六块四毛三。
四百七十张可转债，平均成本一百零三块八。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数字，然后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建仓完成。接下来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
等四月份存款利率下调的消息落地，等可转债涨到一百三十五以上，等五月中下旬卖出。
两个月。他要等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他不能动，不能慌，不能听风就是雨。他要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在水底，任凭水面上的风浪再大，也不动。
利弗莫尔说，赚大钱要靠等待。他等得起。
下午，方明远的电话打了过来。
“买了吗？”
“买了。四百七十张，成本一百零三块八。”
“花了多少钱？”
“四万八千八。”
方明远在电话那头吹了一声口哨：“你可真敢买，一把梭哈了。”
“做不是请客吃饭，看准了就要重仓。”
方明远笑了，笑声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愉悦：“行，我就喜欢你这种魄力。对了，下周有个聚会，几个做的朋友，你要不要来？”
“什么聚会？”
“就是吃吃饭，聊聊天。有几个人的消息很灵通，去了不吃亏。”
陈知行想了想，说：“好。时间地点你告诉我。”
挂了电话，他坐在工位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方明远的聚会，去的都是什么人？大户？庄家？还是那些在暗处纵市场的人？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需要进入这个圈子。不是因为他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是因为他需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只有了解了对手，才能打败对手。
二月二十四，星期天。
陈知行一整天没出门。他坐在桌前，把系统光幕打开，把深发展可转债从2月到5月的历史数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每一天的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成交量，他一个一个地记在笔记本上，记了整整十页纸。
他不需要背下来，但他需要对这些数字形成一种直觉。一种看到价格就知道它在哪个阶段、下一步会往哪里走的直觉。
这种直觉，利弗莫尔有，徐翔有，所有伟大的交易员都有。它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是无数次复盘、无数次思考、无数次失败之后，慢慢长出来的。
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窗前。今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天空蓝得像一块绸缎。楼下有几个小孩在放风筝，风筝在天上摇摇晃晃地飞，线在小孩子手里一收一放。
他看着那些风筝，忽然想起了母亲。母亲年轻的时候也给他做过风筝，用竹篾和报纸糊的，不好看，但能飞。他牵着线在田野里跑，母亲站在田埂上看着他笑。
那个画面，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拉上窗帘，回到桌前。
二月二十五，星期一。
陈知行去银行上班的时候，发现老韩的脸色不太好。
“韩主任，怎么了？”
老韩把一份文件摔在桌上：“分行那帮人，不是东西。”
陈知行很少听到老韩说脏话。他拿起文件看了一眼——是关于信贷部年度考核的通知。考核指标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但人员没有增加，经费反而削减了。
“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好看吗？”老韩点了一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
陈知行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乡镇那些年，他见过太多这种事。上面的政策下来了，基层的执行者扛着巨大的压力，累死累活，最后功劳是上面的，锅是下面的。
“韩主任，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实在完不成的，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老韩看了他一眼，吐出一口烟：“你倒是想得开。”
不是想得开，是见过。
下午，陈知行收到了周建国那边打来的电话。座谈会定在二月二十七，星期三，下午两点，在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会议室。电话里的人说，黄总也会参加。
陈知行在历上圈出了这一天。
二月二十六，星期二。
可转债的价格小幅反弹，一百零四块二。
陈知行没有动。他的四百七十张可转债安安静静地躺在账户里，像四百七十颗种子，埋在土里，等着春天的雨。
下午，他接到了方明远的电话，确认了聚会的安排。这周五晚上，在南国酒家，几个人，吃饭喝酒聊。方明远特意强调了一句：“有一个朋友，是做大事的，你见了就知道了。”
做大事的。这四个字，让陈知行心里多了一丝警觉。
他想起系统光幕上的那条警告——方明远的危险评级是黄色。黄色不是红色，但离红色不远。这个人，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保持距离，但不要走远。
二月二十七，星期三。
下午两点，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会议室。
陈知行到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周建国看到他，站起来朝他招了招手，把他引到一个靠前的位置坐下。旁边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看起来像个学者。
“黄总，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知行，银行的，对股市很有研究。”周建国介绍道。
黄志强转过头，打量了陈知行一眼，伸出手来：“小陈，你好。老周跟我提过你几次，说你对股份制改革有独到的见解。”
陈知行握住他的手，感觉到他的手燥而有力：“黄总过奖了，我只是随便说说。”
“随便说说能说到点子上，那就不随便了。”黄志强松开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他，“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你先看看。”
陈知行接过文件，翻开第一页。蛇口招商电子的上市方案，券商出的，厚厚的一摞，里面包含了企业的基本情况、财务数据、上市可行性分析、发行方案建议等。
他花了二十分钟把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在心里给出了一个判断——这个方案，太乐观了。券商为了拿到，把企业的前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对风险一笔带过。这种方案，拿去给审批部门看，也许能过关，但拿去给者看，就是在画饼。
会议开始了。先是券商的人介绍方案，讲了四十分钟，PPT翻了一页又一页，数字一个接一个，语气里充满了自信。然后是企业的负责人发言，讲企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规划，讲了二十分钟。然后是自由讨论。
黄志强环顾了一下会议室：“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说。”
沉默了几秒。没有人说话。在座的要么是券商的人，要么是企业的人，要么是招商局内部的人，谁都不好意思第一个开口挑毛病。
黄志强的目光落在了陈知行身上：“小陈，你说说。”
陈知行放下手中的笔，清了清嗓子：“那我就说说，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包涵。”
他翻开文件，指着一页数据：“方案里说，企业今年的净利润预计能达到三百万，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我想问一下，这个增长的依据是什么？是订单增加了，还是成本下降了，还是产品涨价了？方案里没有说。”
券商的人脸色微微一变，翻了翻自己面前的资料，说：“这个增长主要来自于新产品的投产。我们预计新产品的销售收入能带来大概一百万的净利润。”
“新产品是什么？市场验证过了吗？客户是谁？订单签了吗？”陈知行一连问了四个问题。
券商的人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有人在低头看文件，有人在交换眼神，有人端着茶杯假装喝水。
黄志强没有任何表情，只是说了一句：“继续说。”
陈知行又翻了几页：“还有，方案里建议发行价定在每股五块钱，对应市盈率二十倍。我想问，这个二十倍是怎么来的？现在深市老五股的平均市盈率是十五倍左右，二十倍的发行价，比二级市场还贵。者凭什么买？”
券商的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个……我们参考了香港市场的定价……”
“香港市场和深圳市场不一样。香港的者是机构为主，深圳的者是散户为主。散户不会看市盈率，他们看的是发行价便不便宜。五块钱的发行价，比深发展还贵，散户不会买账的。”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的嗡嗡声。
黄志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看着陈知行，缓缓地说了一句：“小陈，你愿不愿意来我们这里工作？”
陈知行愣了一下。
“我们公司正好缺一个懂资本市场的人。你来，待遇比银行好，平台比银行大。”黄志强顿了顿，“你考虑考虑。”
周建国在旁边笑着加了一句：“小陈，黄总一般不轻易说这种话。”
陈知行心里翻涌着各种情绪。招商局公司。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但他现在还不能走。他的系统任务还没完成，他的可转债还没卖出，他和方明远的还没结束，林晚秋的事还没了结。
“黄总，谢谢您。我考虑一下。”
黄志强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会议结束后，周建国送陈知行下楼。走到楼下的时候，周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陈，你今天表现不错。黄总对你印象很好。”
“周经理，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周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这是我的私人号码，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打这个。”
陈知行接过名片，和之前那些纸条放在一起。口袋里的纸条又多了两张——一张是黄志强的名片，一张是周建国的私人号码。
他骑上车，往市区走。脑子里在飞速地转——招商局公司的邀约，要不要去？去了，他就离开了银行，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不去，他继续在银行做一个小信贷员，拿着两百多块的工资，每个月省吃俭用攒钱。
从长远看，去招商局对他更有利。在那里，他能接触到更高层次的，积累更有价值的人脉，学到更专业的知识。但他也会失去自由——他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每天中午跑到营业部去看盘，随时作自己的账户。
他需要权衡。
回到宿舍，他打开系统光幕，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光幕上弹出了一行字：
“宿主当前处于重要选择节点。建议：接受招商局邀约。该选择将显著提升宿主的社会资源和行业认知，有利于后续任务完成。”
系统都建议他去。陈知行关掉光幕，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去。
他决定去。
但不是现在。他要等可转债卖出之后，等系统的第二个任务完成之后，再跟黄志强谈。那时候他的资产已经超过五千块，手里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心里更有底气。
二月二十八，星期四。
可转债一百零四块五。
二月二十九，星期五。
一百零四块七。
晚上，南国酒家。
方明远的聚会。陈知行到的时候，包间里已经坐了五个人。方明远坐在主位上，旁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头发很短，脸上的线条很硬，看起来像是当过兵的。另外三个人年纪差不多，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穿着打扮都很讲究，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方明远站起来，指着那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这是赵国强，赵总，做进出口贸易的，也是咱们股市的大户。”
赵国强伸出手，握了一下，力道很大，像是要把陈知行的手捏碎：“你就是陈知行？老方跟我提过你，说你对市场很有研究。”
“赵总过奖了。”
方明远又介绍了另外三个人——一个姓孙，做房地产的；一个姓李，做电子产品的；一个姓王，是专职的大户。每个人的身家都在百万以上，在那个年代，百万富翁是真正的“大户”。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题转到了股市上。
赵国强放下酒杯，点了一烟，说：“我最近在盯深发展。你们觉得，这波行情还能走多远？”
陈知行没有说话。他知道深发展已经见顶了，接下来会震荡下行。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他没有“合理”的理由。
方明远看了看陈知行，替他回答了：“我觉得差不多了。你看成交量，最近一直在缩，说明买盘跟不上了。”
赵国强点了点头，吐出一口烟：“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上周就开始减仓了，现在手里只剩两成。”
陈知行心里微微一松。这些大户也在减仓，说明市场的顶部已经确认了。他手里的可转债，虽然和不是同一个品种，但大盘走弱，可转债多少也会受到影响。不过影响不大，因为可转债有债性保底，跌不到哪里去。
“陈知行，你怎么看？”赵国强忽然把目光转向他。
陈知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我觉得大盘短期内不会有大的行情了，但个股和可转债还有机会。我最近在做可转债，比稳一些。”
“可转债？”赵国强皱了皱眉，“那东西流动性不好，进出不方便。”
“流动性是不好，但波动也不小，而且有债性保底，拿着放心。”
赵国强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老方说你这个人有想法，果然不假。来，喝一个。”
两人碰了一杯。酒液辛辣，烧得喉咙发烫。
聚会持续到十点多才散。方明远喝了不少酒，走路有些晃，陈知行扶着他上了车。赵国强开了一辆黑色的奥迪，比皇冠还气派。他上车之前，回过头看了陈知行一眼，说了一句：“小陈，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奥迪车开走了，尾灯在夜色中渐渐远去。方明远的皇冠也开走了，陈知行站在南国酒家门口，看着两辆车的尾灯一前一后消失在街角，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
赵国强这个人，不简单。他做进出口贸易，手里有现金流，有关系网，有信息渠道。他进市，不只是为了赚钱，也许还有别的目的。
陈知行骑上车，慢慢往回走。
三月初的深圳，夜风已经不凉了。路边的木棉花开了，大朵大朵的红，在路灯下像一团团火。他骑得很慢，脑子里在回放今晚聚会上的每一个细节——赵国强的眼神、方明远的酒话、孙总提到的某个地产、李总说的某笔电子元器件的订单。
这些信息，单独看都没什么用，但拼在一起，也许能拼出一幅图。一幅关于1991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各阶层现状的图。
回到宿舍，已经快十一点了。他洗漱完，躺在床上，打开系统光幕，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可转债的价格。
一百零五块二。
涨了。但他的四百七十张可转债还远远没到目标价。他不急。
他关掉光幕，翻了个身，正准备睡觉，传呼机忽然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是林晚秋的号码。十一点多了，她怎么这时候呼他？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电话。太晚了，明天再说。
传呼机又响了。还是林晚秋。
陈知行坐起来，穿上拖鞋，跑到楼下小卖部。小卖部已经关门了，他敲了半天门，老板才迷迷糊糊地开了门。
他拨了林晚秋的传呼号，等了十几秒，电话那头传来林晚秋的声音，急促而压抑：“陈知行，有人在我楼下。”
陈知行的心猛地一沉。
“你别动，锁好门，我马上过来。”他挂了电话，骑上车，在夜色中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