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华离开后的第七天，林辰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平邮寄来的，信封上盖着北京的邮戳，收件人写着“林辰同志收”，落款只有两个字——商务部。林小雨从居委会王大妈手里接过信的时候，一路小跑回家，跑得羊角辫都散了。
“哥！北京来的信！北京！”
林辰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抬头是红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正文不到两百字，措辞简洁得像电报。大意是：关于对白糖出口试点方案，原则上同意。请持此函至省外贸局办理相关手续。落款处盖着一个鲜红的公章。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哥，信上说啥了？”林小雨眼巴巴地望着他。
“说咱家要买电视了。”
“真的？！”
“真的。彩色电视，十四寸的。”
林小雨尖叫着跑出去，要去告诉妈。跑到门口又折回来，警惕地看着他：“你骗我咋办？”
“骗你是小狗。”
林小雨盯着他看了三秒，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又尖叫着跑了。院子里传来她兴奋的声音：“妈！妈！哥说要买电视了！彩色的！”
林辰站在屋里，听着妹妹的声音，嘴角翘了一下。然后他推出那辆借来的二八大杠，骑了四十里路，到了省城的外贸局。
外贸局的楼是一栋苏式建筑，灰砖灰瓦，窗户又高又窄。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门卫是个戴眼镜的老头，看了他的信，又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写着“这小孩儿来这儿啥”。
“三楼，左拐，第三间。”
接待他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姓周，烫着卷发，说话带着省城人特有的腔调。她看完信，又看完林辰带来的全套材料，抬起头，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带着审视。
“你就是林辰？”
“是。”
“多大？”
“十八。”
周同志摘下眼镜，用镜腿敲着桌面，敲了好几下。
“我做外贸这一行十几年了，头一回见拿着商务部批文来办手续的，是个十八岁的娃娃。”
林辰没接话，只是安静地坐着。
周同志又看了他一眼，重新戴上眼镜。
“出口配额批了，五百吨。报关手续我让人帮你办。但是有一样——”她竖起一手指，“质检必须过。本人的食品标准严得很，有一项不达标，货到了横滨港也得退回来。”
“质检已经联系好了。省商检局的刘科长，下周去厂里抽样。”
周同志微微挑眉，没再说什么。她低头填表，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填到一半，又抬起头。
“你这糖，准备卖给本什么人？”
“先卖给他们的健康食品商社。”
“健康食品？”
“对。就是那种把普通东西包装成‘’‘限量’‘养生’的渠道。”
周同志笔尖顿了顿，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那笑意很淡，一闪就过去了，但林辰看见了。那是一个老外贸人对一个晚辈的认可——不是认可他的方案，而是认可他做足了功课。
从外贸局出来，天色还早。林辰在省城的街上转了一圈，找到一家杂店，买了一面本产的小镜子。镜子背面印着富士山的图案，标注着“Made in Japan”。他翻过来看了看价格标签，又翻回去看看做工。
镜面平滑，边缘圆润，包装盒上的印刷清晰精美。
这面小镜子在本的出厂价，不会超过五十元。漂洋过海到了中国，摆在省城杂店的柜台里，标价是八块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本零售价的七八倍。
同样的东西，贴上不同的标签，放在不同的柜台里，价格就能翻好几倍。
他把镜子买下来，揣进兜里。
白糖也可以。
傍晚回到家，林辰先去了一趟老陈头那儿。
老陈头正蹲在院子里改一个蒸馏器，满手满脸的油污。看见林辰进来，他抹了一把汗，在额头上留下一道黑印子。
“你看看这个。”他拍了拍那个铁疙瘩，“我把冷却管加长了一截，出酒率能提五个点。”
“陈师傅，清酒的事得先放一放。”
老陈头的手停在半空。
“白糖的事批下来了。接下来三个月，我得盯着那边。”林辰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树枝，在泥地上画了一个简易的流程图，“但这三个月，您这边不能停。有三件事得做。”
“你说。”
“第一，把工艺定型。每一道工序的温度、时间、配比，全部记下来，形成标准作流程。第二，准备材料。东北大米、糯米、酒曲，提前备足三个月的量。第三——”他用树枝在地上点了点，“找一个会写文的人，把包装文案准备好。”
“文？”老陈头挠了挠头，“我上哪儿找会本字的人去？”
“我已经找了。省城大学语系的一个老师，姓吴，下礼拜过来。”
老陈头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叼在嘴里，没点。
“你小子，是不是早就算好了？”
林辰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陈师傅，做生意跟酿酒一样。料得提前备，火候得提前看，时候到了才能出好酒。”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对了，您那坛五年的陈酿，给我留一坛。”
“啥用？”
“送礼。”
老陈头摆摆手，意思是知道了。等林辰走了，他才划着火柴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里，他看着地上那个被树枝画出来的流程图，看了很久。
三天后，林辰坐上了去南方的火车。
绿皮火车，硬座，哐当哐当晃了整整一天一夜。车厢里挤满了人，有挑着担子的，有抱着孩子的，有靠在座椅上张着嘴睡觉的。空气里混着泡面味、汗味和煤烟味。林辰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连绵的甘蔗地。
他要去的地方叫雷州。
那里有中国最南端的甘蔗产区，有全省最大的糖厂，有一个叫马德胜的人。
马德胜是他在前世做调研时“认识”的。准确地说，是在一份关于八十年代糖业贸易的史料里看到的。史料里记载，雷州糖厂在八十年代初曾经因为销路不畅濒临倒闭，厂长马德胜带着全厂职工去省里请愿，在省政府门口坐了整整一天。后来不知道是谁牵的线，接了本商社的一笔订单，才活过来。
但那笔订单的条件极为苛刻。本人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转手在国际市场上卖出高价。马德胜明知吃亏也得卖，因为不卖厂子就得死。
这笔生意，本人净赚了四倍的差价。
史料里还记载了一个细节：马德胜晚年接受采访时说，那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憋屈的一笔生意。“明明是我们种的甘蔗、我们榨的糖，钱却让本人赚了大头。”
林辰这次来，就是要改写这笔生意。
雷州糖厂在县城的东边，离火车站还有十几里路。林辰下了火车，打了一辆三轮摩托，突突突地颠了半个小时才到。厂门口是一条土路，路边长满了野草，大门上的铁栅栏锈迹斑斑。厂区里静悄悄的，烟囱不冒烟，车间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声。
看门的是个老师傅，正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播的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正讲到“风波亭”那一段。
“找谁？”
“找马厂长。”
“马厂长不在。”老师傅头也没抬。
“去哪儿了？”
“去县里了。要账。”老师傅终于抬起头，打量了他一眼，“你是哪儿的？”
“我是来买糖的。”
老师傅愣了一下，收音机里的评书还在悲愤地讲着岳元帅如何如何。他站起来，把林辰上上下下看了一遍。
“你？买糖？”
“对。”
“你知道我们厂有多少糖卖不出去吗？”
“知道。去年库存积压了八百吨。”
老师傅的嘴张了张，没合上。他转身走进传达室，拿起手摇电话机，摇了几下，对着话筒喊了几句雷州话。林辰听不太懂，但听出了语气里的急促。
不到二十分钟，一辆自行车冲进了厂门。
骑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黑瘦，高颧骨，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裤腿卷到膝盖，露出一截沾着泥的小腿。他跳下车，把车往墙上一靠，大步走过来。
“谁要买糖？”
“我。”
马德胜看着眼前这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眼里的光暗了一下。
“你代表哪个单位？”
“我自己。”
光更暗了。
“小伙子，别开玩笑。我这厂里三百多号工人，半年没发全工资了。你要是来寻开心的，趁早走。”
林辰从兜里掏出那张商务部的批文，展开，递过去。
马德胜接过来，低头看了很久。他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落款那个红章的时候，手微微抖了一下。
“五百吨……”他抬起头，声音有点哑，“你真要五百吨？”
“这只是第一批。如果本那边的渠道打通了，明年翻倍。”
马德胜没说话。他把批文还给林辰，转过身，面对着厂区里那不冒烟的烟囱，站了很久。他的背影很瘦，工作服空荡荡地挂在肩上，风一吹就鼓起来。
“你知道这厂子怎么走到今天的吗？”
他没等林辰回答，自顾自说了下去。
“我在这儿了三十年。从榨季忙得三班倒，到现在机器生锈。不是糖不好，是卖不出去。北方的糖厂有铁路，运费便宜。我们偏在南方，运到省城都要走一天。成本拼不过人家。”
他转过身，看着林辰，眼睛里有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沉甸甸的东西。
“你说要卖给本人。我不管你卖给谁，只要能让工人领到工资，能让烟囱再冒起来——”
他的声音哽了一下。
“我给你磕头都行。”
林辰没有让他磕头。
当天下午，他跟着马德胜进了车间。车间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糖浆味，机器上落了灰，输送带上结着涸的糖渍。但设备本身并不差——德国进口的离心机，上海产的蒸发罐，只要重新开起来，产二十吨不成问题。
“包装线在哪儿？”
马德胜带他走到车间最里面。那里有一条半旧的包装流水线，上面堆着印了“雷州糖厂”字样的编织袋。
“这些包装全部换掉。”林辰拿起一个编织袋看了看，放下，“我要密封塑料袋，纯白色，正面印文，背面印中文。每袋五百克，误差不超过五克。”
“文？”马德胜皱起眉，“印啥？”
林辰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几行文。
“第一行：中国特级精制糖。第二行：医药级无菌工艺。第三行：开袋即食，无需清洗。”
马德胜看着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这不还是糖吗？”
“是糖。”
“那为啥要印这些？”
林辰把那张纸收起来。
“马厂长，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平时喝茶，用的是散装茶叶还是盒装茶叶？”
“散装的。便宜。”
“送礼的时候呢？”
马德胜张了张嘴，没说话。他明白了。
“本人也是人。”林辰说，“他们送礼的时候，也不会用编织袋装的白糖。我们要做的，是把雷州的白糖，从编织袋里拿出来，放到它该去的地方。”
马德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那是林辰见到他之后，他第一次笑。
“你小子，年纪不大，心眼不少。”
“马厂长，还有一件事。”
“你说。”
“从今天开始，雷州糖厂所有出口本的白糖，都走一个新品牌。”林辰从包里拿出另一张纸，上面是两个大字，“就叫‘雪晶’。”
马德胜看着那两个字，念了两遍。
“雪晶，雪晶……像雪一样白的结晶？”
“对。而且这两个字，本人看得懂。”
当天晚上，马德胜留林辰在家里吃饭。
马德胜的家在厂区后面，一间平房，门口种着一棵龙眼树。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把竹椅，墙上挂着一排奖状——都是糖厂早年得的，有“先进单位”，有“劳动模范”，镜框上落了一层薄灰。
菜是马德胜的老伴做的。一盘清蒸鱼，一碟炒青菜，一碗冬瓜汤，还有一碟腌萝卜。鱼是河里打的，菜是屋后种的，萝卜是自己腌的。简单，但每样菜都做得很用心。
吃饭的时候，马德胜不怎么说话，只是不停地给林辰夹菜。他老伴坐在旁边，时不时抬头看林辰一眼，目光里有感激，也有一种小心翼翼——像是怕这顿饭后，这个年轻人就反悔了似的。
“阿姨，您也吃。”林辰把鱼肚子上的肉夹到她碗里。
“哎，哎。”她低下头，夹起那块鱼肉，放进嘴里，嚼得很慢。
吃完饭，马德胜送林辰去招待所。路上要经过厂区，月光下，那不冒烟的烟囱像一个沉默的巨人，站在夜空下。厂房的窗户黑洞洞的，像一排闭着的眼睛。
“马厂长。”
“嗯？”
“三个月之内，这烟囱会冒起来的。”
马德胜没说话。月光照在他脸上，能看见眼角的皱纹和鬓边的白发。
“要是真能冒起来——”他停下脚步，抬起头看着那烟囱，“我这辈子就值了。”
从雷州回来，林辰直接去了医院。
林建国已经能下床走动了。脸色虽然还苍白，但咳嗽止住了，说话也有了力气。林辰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站在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的一棵玉兰树。
“爸，我回来了。”
林建国转过身，把儿子从头看到脚。
“晒黑了。瘦了。”
“南方太阳大。”
林辰在床边坐下，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几块雷州特产的红糖糕，用油纸包着，还带着一点余温。
“给您带的。尝尝。”
林建国掰了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嚼着嚼着，眼睛有点红。
“你妈说，你要给家里买电视？”
“嗯。彩色的，十四寸。下个月就去买。”
“钱够吗？”
“够。”
林建国又掰了一块红糖糕，这次嚼得更慢了。窗外的玉兰树正开着花，白色的花瓣在风里轻轻摇晃，香气飘进病房，和来苏水的味道混在一起。
“你做的那些事，我不懂。”林建国看着窗外，“但你记住，不管做什么，别亏了良心。”
“我知道。”
“还有——”他转过头，看着儿子，“别太累。”
就三个字。
林辰低下头，假装整理包里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笑了笑。
“不累。”
从医院出来，林辰去了学校。
他已经半个月没去上课了。班主任李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儿，教语文的，说话慢条斯理，看人的时候目光很温和。
“林辰，你家里的事我听说了一些。功课可以补，但你得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林辰把商务部的批文复印件放在桌上。
李老师拿起来看了，又放下。再拿起来看了一遍。然后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看了第三遍。
“这是……真的？”
“真的。”
“你——你一个学生——”
他说不下去了。这个教了三十年书的老教师，第一次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一个学生。
最后他站起来，走到办公室的柜子前，打开，翻了一会儿，拿出一套书。
《国际贸易实务》，上下两册，精装，封面是深蓝色的。
“这是我前些年去省城进修时买的。我教语文的，用不上。”他把书放在林辰手里，“你拿去。”
林辰接过来。书很沉，纸张泛着淡淡的黄色，扉页上盖着“省教育学院图书馆”的章。
“李老师，这书——”
“别还。送你了。”
李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手很瘦，但很暖。
“去吧。功课的事，我给你兜着。”
林辰抱着书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教室里传来读书声，念的是鲁迅的《故乡》。“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听着那些读书声。
前世他也是这样，坐在教室里念这篇课文。那时候他觉得鲁迅写的这些东西离自己很远。什么路不路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现在他知道了。
路不是等出来的。
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林辰把那套《国际贸易实务》放在床头，翻开第一页。第一章的标题是“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字很小，密密麻麻的，行距窄得像田垄。
他看了两页，揉了揉眼睛，继续看。
院子里传来林小雨的声音：“哥！吃饭了！”
“来了。”
他合上书，走到院子里。
暮色四合，炊烟袅袅。母亲在厨房里炒菜，油锅滋啦滋啦地响。妹妹在摆碗筷，嘴里哼着《小螺号》。父亲今天出院回家，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身上披着一件旧外套，看着墙头的牵牛花发呆。
林辰走过去，在父亲旁边坐下。
“爸，明天我去省城。”
“又去省城？”
“嗯。去办点事。”
林建国没有问什么事。他只是把外套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
“早去早回。”
“好。”
牵牛花在暮色里收拢了花瓣，准备过夜。远处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长长的，像一声叹息，又像一声号角。
林辰抬头看向东边。
那个方向，隔着一片海，是本。
他的第一张网，已经撒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