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吧。回家。”
那天回去的路上，她一句话没说。
我推着轮椅走在村道上，路两边是收割完的稻田，稻茬齐刷刷立在泥地里。秋风很凉，吹得花白的头发往后飘，露出耳后一颗黑痣。
我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清的东西。憋得慌，像有人拿石头压在我的口上。
从小到大，我一直相信一件事——家人之间的事，忍忍就过去了。也这么教我。爸走那年我才十六，搂着我说：”书书，咱不跟人争。吃亏是福。”
我信了十年。十年里我看见大伯母霸着家里的客厅不让看电视，我忍了；看见二叔逢年过节空手来吃饭走时还打包两盒菜，我忍了；看见三叔跟借了四万块连借条都没打，我也忍了。
但那天下午，看着银行流水上密密麻麻的取款记录——每个月的十五号，固定取两千，像收租一样准时——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一直以为忍让是孝顺，原来忍让只会让坏人变本加厉。
第一回合，我输了。
我拿着银行流水去找大伯。他正在家里喝茶，茶是铁观音，杯子是紫砂的。大伯母在厨房剁排骨，刀落在砧板上砰砰响。
“大伯，的退休金——”
“什么退休金？”大伯头都没抬，端着紫砂杯吹了口气。
“十二年，每个月两千，一共取走了三十八万。银行流水在这里。”
我把那沓A4纸拍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大伯终于抬头了。他的表情里找不到一丝心虚，只有不耐烦。像被苍蝇打扰了午觉。”你大伯母替你管账，这事全家都知道。你又不会花钱，帮她存着怎么了？”
“存在哪了？活期？定期？买了？”
大伯母从厨房冲出来，围裙上沾着肉沫和骨渣，手里还攥着剁排骨的刀：”赵锦书，你什么意思？我给你管了十几年的账，里外忙活，你倒来审我？”
“我没审你。我就问一句：三十八万在哪？拿出来。”
“花了！”大伯母声音拔高了八度，脖子上的筋都绷了起来，”你住院、吃药、常开销、逢年过节——”
“住院的钱是我出的。十八万七，我有缴费单。常开销自己种菜做饭，水电煤一个月不超过一百。逢年过节都是做饭招待你们。”
大伯把茶杯往桌上一蹾，茶水溅出来洇了一小片：”锦书！小辈管什么家事！你的钱就是赵家的钱，轮不到你一个孙女来查账！”
我站在大伯家客厅，攥着那沓银行流水，指甲掐进掌心。四个月牙形的印记，疼。
大伯母还在嚷，声音越来越高。大伯翘着二郎腿喝茶，完全是看戏的姿态。他知道大伯母在取的钱，一清二楚——他只是觉得理所当然。儿子花老娘的钱，天经地义。
我想吵。想把每一笔账都拍在桌上，从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号第一笔开始，一笔一笔念给他听。但我忍住了。
这回跟忍让无关——还不到时候。证据不够。光有流水不行，得有更扎实的东西。
回去的路上，我路过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一支录音笔。三百二十块，柜台底下压着的，积了灰。店主老陈翻了半天才找到：”这玩意儿在我这摆了两年多了，你是第一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