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把录音笔放进包里的内侧口袋。它不大，比打火机长一点，塞在包里谁也看不见。
“，我有个计划。但需要时间。”
没问什么计划。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相册递给我。封面是绛红色的人造革，金色的”幸福”二字压印在正中间，大部分金漆已经脱落。
我翻开。
第一张：年轻的站在老宅门前，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成月牙。身后的老宅还是三间土坯房，墙上刷着石灰标语。
第二张：抱着大伯，刚满月的样子，小脸皱巴巴的。身后的房子变成了砖瓦房——她和爷爷攒了八年钱盖的。
第三张：四个儿子的合影。大伯穿着中山装，我爸穿着白衬衫，二叔穿着军装，三叔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夹克——那是大伯穿旧了传下来的。
再往后翻：大伯结婚，站在一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二叔结婚，还是那件蓝布衫。三叔结婚——同一件。三场婚礼，同一件衣服。
四个儿子上学的学费、盖房的钱、娶媳妇的彩礼——大伯娶亲花了八千，那是一九九二年的八千——全是一针一线、一锄一镐攒出来的。她在纺织厂踩了三十年缝纫机，手指关节全变了形，弯弯曲曲的，像老树的。
她一辈子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
相册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爷爷的字迹，歪歪扭扭，用铅笔写的：”秀兰，这辈子苦了你。”
爷爷走了二十三年了。
我合上相册，把它放回枕头底下。
忍让不是孝顺。让坏人得逞，才是最大的不孝。
三
三个叔伯联合起来了。
大伯找了镇上的张律师，二叔出了律师费——两万块——三叔跑腿递材料。策略很明确：以”老人认知障碍”为由，申请房产过户无效。
张律师四十来岁，方脸，金色皮带扣，在镇上专接拆迁和遗产。他的状我看了，中规中矩，法律条文引用没问题，但有一个致命漏洞——他们拿不出任何医学证据证明有认知障碍。
因为本没有认知障碍。
七十八了，腿脚不好，左耳听力有些下降，但脑子比三个儿子加起来都清醒。她记得每个孙辈的生——精确到阴历几月几号；记得每年给村里五保户张大爷送了多少斤米面；记得大伯母第一次从她棉袄里抽走退休金卡是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号，星期六，阴天。
我提前两个月联系了省城的司法鉴定中心，三个鉴定专家独立评估。鉴定报告白纸黑字——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二十八分（满分三十），认知功能正常，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报告复印了三份，律所保险柜、银行保管箱、检察院实习的大学同学那里各一份。
但光防守不够。
三个叔伯这辈子头一次团结，是因为八套房子。一套市价六十万，八套将近五百万。五百万这个数字像磁铁，把所有陈年嫌隙全吸没了。
大伯在村里放话：”老太太被孙女骗了。”二叔见人就叹气：”锦书一个小辈，胳膊肘往外拐。”三叔找了几个老太太轮流上门劝：”秀兰啊，房子还是给儿子吧，女娃子终归是嫁出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