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每个月雷打不动往我卡里转三万二，从不拖欠，也从不解释。
我问过一次，为什么不把还款周期拉长，他又没有利息压力。
他说：“签合同的时候说了三年还清。”
那时候我正对着电脑改一份并购案，没抬头。
“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
他顿了一下。
“周总教我的，做人要守信用。”
我当时没理解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现在也没理解。
3
周五下午，我接到婆婆——不对，是江临的母亲——打来的电话。
按照合约规定，我们只在需要应付家族聚会的场合才扮演恩爱夫妻。
江临那边的家人几乎不在这个范围内，因为三年里我只见了他母亲一面。
那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江临说母亲想见见我。
我以为是正式场合，穿了一套香奈儿，化了全妆，让司机开那辆平时商务接待用的奔驰。
结果约在一家小区门口的沙县小吃。
江临的母亲坐在靠窗的位置，双手捧着一次性塑料杯，杯里是白开水。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整个人收拾得很净。
看见我进门，她立刻站起来，手在衣服上蹭了两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周、周小姐……”
“妈。”江临轻声纠正她。
“对对，周……以棠，快坐，快坐。”她局促地把菜单推过来，“你看看想吃什么，这家的馄饨特别好，江临从小爱吃。”
那顿饭我吃得不太自在，不是因为环境，是因为她一直在看我，又不敢看太久，看一眼就低下头，过一会儿再偷偷看一眼。
临走的时候，她攥着我的手，欲言又止。
江临去结账了，店里只剩我们两个。
“周小姐，”她还是叫回了这个称呼，声音很轻，“江临他……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多担待。他不是那种会说话的孩子，但心里什么都明白。”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也没等我回答，从兜里摸出一个红布包，硬塞进我手里。
“这是我当年陪嫁的一对银镯子，不值什么钱，你留着玩。”
我打开看了一眼，确实不值钱，成色很旧，花纹都磨平了。
但我还是收下了。
回程的车上，江临一直没说话，快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才开口。
“我妈给你的那个，要是不喜欢就放起来，不用戴。”
“没说不喜欢。”
他转过头看我。
窗外路灯一盏盏掠过，在他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
“谢谢。”他说。
那是三年来，他唯一一次没叫我周总。
而现在，电话那头传来江临母亲的声音，比三年前苍老了许多，带着掩饰不住的焦急。
“以棠啊，妈听说你跟江临要离婚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
“不是离婚，是我们本来……”
话说到一半，我突然意识到不对。
合约婚姻的事，江临从来没告诉过他母亲。
在他妈妈眼里，我们是正经谈恋爱、正经结婚、正经过子的夫妻。
“是不是江临做错事了？”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他从小就不会哄人，脾气又犟，要是惹你生气了，你跟我说，我让他给你跪下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