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分工。
他一个月五千。
我一个月一万二。
各有分工。
那天晚上我在鱼房待到凌晨一点。
给每个缸换了三分之一的水。
水从管子里流出来，哗哗的。
很吵。
但比客厅安静。
最贵的那缸里，那对昭和三色安安静静地游。
公鱼身上的墨斑很浓，品相极好。有鱼友出过八千买它，我没舍得卖。
我蹲在缸前看了很久。
它不会跟我说“你不出谁出”。
它不会跟我说“别觉得自己了不起”。
它只是游。
我把手伸进水里。
凉的。
二月的水。
后来我算过一笔账。
但那是后来的事。
第五年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郑小红结完婚不到三个月，回娘家。
她老公没来。
她一个人，拉着行李箱。
孙玉兰问怎么了。她说“吵架了，住几天。”
住几天变成了住两周。
两周里，她每天睡到中午，起来吃我做的饭，下午出门逛街，晚上看电视到一两点。
音量开得比孙玉兰还大。
我鱼房在隔壁。鱼对噪音敏感。
我去客厅说了一次。
“小红，能不能把电视声音调小点？鱼房那边——”
“嫂子，我就看个电视，你鱼比我还重要？”
孙玉兰在旁边：“就是，开个电视怎么了？又不是半夜。”
晚上十一点，不是半夜。
但鱼缸里有三条鱼开始拒食了。
应激反应。
我把鱼房门关得死紧，拿毛巾塞了门缝。
没用。低频震动是隔不了的。
一周后。
那对昭和三色——
公鱼死了。
我早上去喂食的时候发现的。侧翻在缸底，鳍已经不动了。
八千块。
不。不是八千块。
是我养了三年的鱼。
我把它捞出来。
手在抖。
不是因为水凉。
我拿了个保鲜袋，把它装好，放进冰箱最下层。
等我有时间了，埋到楼下花坛里。
那天中午郑小红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在鱼房里蹲着。
“嫂子，鱼怎么了？”
“死了一条。”
“啊？值钱吗？”
“嗯。”
“那再买一条呗。”
她说完就走了。
去客厅开电视了。
声音还是那么大。
我在鱼房蹲了一下午。
没哭。
把死掉的公鱼的配对记录从笔记本上划掉了。
三年的养殖记录，七页。
划掉了。
母鱼还在。
一个人在缸里游。
4.
陈姐发给我举报信照片的那天，我在鱼房里看了很久。
不是看鱼。
是看那个字迹。
孙玉兰写字有个习惯，“口”字的右下角永远不合拢。
举报信上每一个“口”都是敞开的。
我太熟了。
七年。
家里的记账本。超市小票背面的备注。冰箱上贴的“周一买菜”的便条。
同一只手写的。
我把照片放大，又缩小。又放大。
看了五遍。
没有看错。
我给陈姐打了个电话。
“姐，你怎么拿到这封举报信的？”
“渔政那边有个朋友。他看见你的名字，觉得不对——他知道你有许可证——就偷偷拍了一张。”
“上面写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