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藏室的门还锁着，但我已经不敢进去了。那张照片——我在藏铁盒的照片，角度明显是从我身后拍的。有人跟了我一路，看着我打开门，藏好东西，锁上门，然后拍下了这一切。
手机从手里滑落，掉在水泥地上，屏幕裂开蛛网般的花纹。我弯腰去捡，手指触到冰冷的屏幕时，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
不是人。是更冰冷、更原始的东西。
我猛地抬头，环顾四周。这条小巷很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墙头上长着枯草。巷子一头通向外面的街道，能看见车流和人影；另一头是个死胡同，堆满了建筑垃圾。
空无一人。
但我确定有东西在这里。空气变得粘稠，光线也暗了下来，明明是大白天，巷子里却像黄昏。墙上的影子在蠕动，像有生命的生物。
我捡起手机，屏幕虽然裂了，但还能用。那张照片还在，清晰得可怕——我的背影，储藏室半开的门，角落里露出的铁盒一角。照片角落有时间戳：10:47:33，三分钟前。
三分钟前，我在这里藏东西的时候，有人就在我身后三米处，举着手机拍照。
而我毫无察觉。
手机突然震动，吓了我一跳。又是那个陌生号码。
我盯着屏幕，不知道该不该接。铃声响了七八声，停了。几秒后，一条短信弹出来：
“我们知道证据在哪了。”
“给你两个选择：一，自己把东西拿出来交给我们；二，我们自己去拿，顺便让你消失。”
“一小时内决定。”
“地点：北郊建材市场，三号仓库。”
“一个人来。”
短信到这里结束，没有落款。
在墙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铁盒里的证据是最后的希望，如果交出去，二十年的黑幕就永远埋没了。刘文正白死了，小雨白死了，小雅白死了，所有人都白死了。
但不交出去，他们会了我。然后自己去拿。结果一样。
两个选择，都是死路。
巷子里的光线更暗了。我抬头看天，太阳还在，但光线照不进这条巷子，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挡住了。墙上的影子蠕动得更厉害了，开始组成形状。
是文字。
暗影在灰白的墙壁上扭曲、伸展，组成一行行字：
“不要怕。”
“我在。”
“他们拿不走。”
是小雅的字迹。那些影子字在墙壁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像墨汁入水一样晕开，消失。
我深吸一口气，做了决定。
不交。死也不交。
但要怎么办？一小时，北郊建材市场。去还是不去？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陈默的号码。我赶紧接起来。
“陈记者？你怎么样？”
“林砚……”他的声音很虚弱，背景有杂音，“我没事……暂时。他们把我放了，但手机被监控了。长话短说，报道发不出去了，总编被施压，稿子被撤了。”
“那……”
“但我留了备份。”他压低声音，“我有个朋友，在自媒体做深度调查。我把资料给他了，他答应今晚发。但你的证据……最关键的证据，必须拿到。”
“证据在我这里，但有人知道了藏匿点。”
陈默沉默了几秒：“那就转移。现在，马上。”
“他们约我一小时后见面，说如果我不去，就自己来拿。”
“别去。”陈默急促地说，“那是陷阱。他们不会放过你。你现在立刻转移证据，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然后躲起来，等今晚报道出来。”
“绝对安全的地方……”我想了想，“哪里？”
“银行保险箱，或者……”他顿了顿，“算了，银行也不安全。你有信得过的朋友吗？”
我没有。这些年我一直独来独往，没什么深交的朋友。
“那就找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陈默说，“比如……公共场合。人越多越好，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动手。”
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
我脑子里闪过几个地方：火车站，商场，图书馆……
“好，我知道了。”
“林砚，小心。他们有背景，手段很脏。刘文正怎么死的，你也看到了。”
“嗯。”
挂断电话，我看了看时间：十点五十五分。离约定时间还有五十五分钟。
没时间犹豫了。我重新打开储藏室的门，进去把铁盒拿出来。盒子很沉，抱着它走在街上太显眼。我找了块破布包起来，夹在腋下，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包裹。
走出小巷，来到街上。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街上人来人往，一切看起来那么正常。但我知道，在这正常的表象下，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
该去哪里？
火车站？人多，但安检严格，带这个铁盒可能被查。商场？可以，但监控太多。图书馆？也许可以，但寄存处不一定安全。
我一边走一边想，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我停下等待。旁边有个老太太在卖报纸，摊开的报纸头版上，赫然是吴启明的照片，标题是“地产大亨意外身亡，集团股价暴跌”。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小伙子，买份报纸吗？刚出的，大新闻。”
我摇摇头，目光却被报纸另一角的新闻吸引：“调查记者涉嫌敲诈被拘，行业黑幕引关注。”
连陈默的事都上报纸了。虽然标题扭曲事实，但至少引起了关注。
绿灯亮了，我随着人流过马路。走到一半时，突然感觉到口袋里的清单在震动。
我掏出清单，最后一页又出现了新字迹：
“去那里。”
“人多的地方。”
“他们不敢。”
下面是一个地址：市立图书馆，古籍修复部。
古籍修复部？为什么是那里？
但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清单是小雅的指示，她不会害我——至少现在不会。
我拦了辆出租车：“去市立图书馆。”
车上，我抱着包裹，紧张地看后视镜。那辆黑车又出现了，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司机也注意到了。
“小伙子，后面那车……”
“我知道。能甩掉吗？”
司机是个中年人，看了我一眼：“我试试。”
他加快速度，变道，钻小巷。但早高峰车太多，甩不掉。黑车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
“算了，就这样吧。”我说，“到图书馆就行。”
市立图书馆是老建筑，民国时期建的，后来扩建了新馆，但老馆还在用。古籍修复部在老馆的地下室，专门修复和保护古籍善本。
我下车，快步走进图书馆。大厅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脚步声。我按照指示牌，找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楼梯很陡，灯光昏暗。越往下走，空气越凉，带着纸张和霉菌的气味。地下室走廊很长，两边是厚重的铁门，门上挂着牌子：“善本库房”“修复工作室”“消毒室”。
找到古籍修复部，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门。
“请进。”是个老人的声音。
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但很高，四面墙都是书架，堆满了古籍。房间中央是张大桌子，桌上铺着白布，放着各种修复工具：镊子、刷子、放大镜、补纸。
桌边坐着个老人，戴着白手套，正在修补一本破旧的书。他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看我。
“有事吗？”
“我……我想寄存一样东西。”我把包裹放在桌上，“很重要，很珍贵的东西。”
老人放下手里的工具，看了看包裹：“什么东西？”
“一些老文件，老照片。”我说，“需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图书馆不是寄存处。”老人摇摇头，“你应该去银行。”
“银行不安全。”我脱口而出，“有人想毁掉这些东西。它们……它们记录了很重要的事。”
老人盯着我看了很久。他的眼睛很亮，不像老人。
“你姓林？”他突然问。
我一愣：“您怎么知道？”
“有人跟我说过，会有一个姓林的年轻人来，带着很重要的东西。”老人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跟我来。”
他推开书架——书架后面居然有道暗门。门里是个更小的房间，只有四五平米，四面都是保险柜。
“这里存放着图书馆最珍贵的善本。”老人说，“温度、湿度都是恒定的，防火防盗。你要寄存的东西，可以放在这里。”
“可是……为什么帮我？”
老人笑了，笑容很苦涩：“二十年前，我儿子死在工地。吴启明的工地。”
我愣住了。
“他叫李强，钢筋工。”老人走到一个保险柜前，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相框。照片上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笑得很灿烂。“那年他二十三岁，刚结婚，老婆怀孕了。工地出事，他死了，一尸两命。”
他把相框递给我：“我儿子，还有没出生的孙子。”
我接过相框，手在发抖。
“赔偿金很少，一万块。”老人说，“我不想要钱，想要真相。但没人给我真相。我去闹，被打出来。去告，没人受理。二十年来，我每天都在想，我儿子死的时候痛不痛，怕不怕。”
他看着我手里的包裹：“这里面，有真相吗？”
“有。”我说，“不止您儿子的真相，还有很多人的。”
老人点点头：“那就放在这里。我帮你保管。除非你亲自来取，否则谁也别想拿走。”
我把包裹递给他。他打开，看到铁盒里的文件，手也开始发抖。
“这些……这些是……”
“当年所有事故的证据。”我说，“还有吴启明公司这些年的黑幕。”
老人抚摸着那些文件，像抚摸儿子的脸。眼泪从他眼眶里流出来，但他没哭出声。
“谢谢。”他说，“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说，“一小时后，有人可能会来找这些东西。他们可能知道我来这里了。”
老人擦掉眼泪，眼神变得坚定：“让他们来。我在这图书馆了四十年，还没人敢在这里撒野。”
他把铁盒放进一个空保险柜，锁好，钥匙拔下来递给我。
“钥匙你拿着。没有钥匙，谁也打不开这个柜子。”
我接过钥匙，冰凉的小小一片，却感觉重如千斤。
“快走吧。”老人说，“从后门出去。小心点。”
我道了谢，从后门离开。后门通向图书馆的后院，堆着些杂物。我翻过矮墙，来到另一条街。
刚落地，手机就响了。是那个陌生号码。
“时间到了。”对方说，“你没来。”
“东西不在我手里了。”我说，“你们拿不到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冷笑：“你以为藏起来就有用？我们会找到的。而你……你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电话挂断。
我站在街边，不知道该去哪里。家不能回，公共场所不安全，朋友没有。城市这么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清单又开始震动。我拿出来看。
最后一页，出现了一幅简笔画：一个房子，房子下面有个箭头指着地下。旁边一行字：
“回工地。”
“最后的真相在地下。”
“午夜十二点。”
倒计时重新出现：12:00:00。
十二小时。午夜十二点，我要回到那个工地，那个小雅死去的地方，那个一切开始的地方。
而在这之前，我要活过这十二小时。
我走进一家小旅馆，用假身份证开了间房。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卫生间。窗户对着防火梯，方便逃跑。
锁上门，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疲惫像水一样涌来，但我不能睡。一闭眼就是那些死者的脸，还有小雅的眼睛。
手机还剩百分之二十的电。我充电，然后打开新闻APP。关于吴启明的报道还在发酵，但重点都放在他的商业成就和意外死亡上，没人提二十年前的事故。陈默的新闻也在，但被放在了不起眼的角落。
我的名字还没有出现。但我知道，快了。一旦他们找到证据——或者找不到证据但决定灭口——我就会出现在新闻上：“男子意外身亡，身份待确认”。
时间一点点过去。下午两点，三点，四点……房间里没有钟，我只能靠手机看时间。每次窗外有声音，我都会惊坐起来，以为有人来了。
五点时，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很轻，但停在了我门口。
我屏住呼吸，慢慢下床，躲到门后。
钥匙入锁孔的声音。
转动。
门开了。
一个人影闪进来。我举起从桌上拿的烟灰缸，准备砸下去。
“别动手，是我！”
是陈默。
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显然是一路跑过来的。他反手关上门，靠在门上喘气。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问。
“我……我有我的办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拿着。报道的全部资料，还有备份证据。我朋友今晚十点发，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发出去。这个你留着，如果……如果我出事了，你找机会公开。”
“你……”
“他们知道我给朋友资料了。”陈默苦笑，“我被跟踪了。刚才甩掉尾巴，但很快会被找到。我不能待太久。”
“你怎么办？”
“我有地方躲。”他说，“但你这里不安全了。他们可能已经知道这个旅馆。你得走，现在就走。”
“去哪里？”
陈默想了想：“工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你不是要去那里吗？”
我点点头。
“那就现在去。”他说，“天还没黑，人还多。混进去，找个地方躲到午夜。”
“你呢？”
“我自有办法。”他拍拍我的肩，“林砚，谢谢你。替所有人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是我。”
陈默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他打开门，左右看看，快步离开。
我收拾东西，把U盘装好，清单装好，钥匙装好。退房时，前台没人，我把房卡放在柜台上，从后门溜了出去。
傍晚的城市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我坐公交车去北五环，一路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城市在变化，高楼越来越多，工地越来越少。但我知道，在那些光鲜的外表下，还有无数个“小雅”在哭泣。
到购物中心时，天已经快黑了。我绕到后面那片空地。围挡还在，但破口更多了。我钻进去，走到中央的土堆旁。
土堆已经被人挖开了。不是小雅的骸骨被挖走后的自然塌陷，而是有人用工具挖的，挖得很深，坑边还散落着烟头。
他们在找什么？小雅的骸骨？还是其他东西？
我跳进坑里。坑底是坚实的泥土，但有一块地方颜色不一样——更深，像是被水浸过。我用手扒开表面的土，下面露出一块水泥。
不是完整的水泥板，而是一块不规则的碎片，边缘参差不齐。我用力把它撬起来，下面是个小洞。
洞里有个塑料盒子，密封得很好。我拿出来，打开。
里面是一本记。
不是父亲的，也不是刘文正的。封面上写着：“陈大山，1999”。
是小雅父亲的记。
我翻开第一页，期是1999年10月8：
“今天小雅生，八岁了。给她买了新书包，她高兴得直跳。答应她等这个工程完工，拿到工钱，就带她去北京动物园看熊猫。”
往后翻，都是工地常的记录：今天绑了多少钢筋，浇了多少水泥，工头骂人了，工友受伤了……
直到12月19，事故发生前一天：
“今天发现钢筋不对，太细了。跟工头说了，工头说别多事，照做就行。心里不踏实，偷偷留了一截做证据。如果出事，这个能证明不是我们的责任。”
12月20，最后一天：
“楼塌了。老刘和小孙在下面，估计不行了。我也被压住了，腿没知觉。工头来了，看见我，没救人，反而把证据钢筋拿走了。他说：‘大山，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多事。’”
“我要死了。小雅，爸爸对不起你。新书包你用不上了，动物园也去不成了。你要好好活下去，别像爸爸一样……”
记到这里结束。后面还有几页，但被血迹浸透了，字迹模糊不清。
我合上记，抱在怀里。陈大山，一个普通的钢筋工，一个爱女儿的父亲。他发现了问题，想留证据，结果被灭口。二十年后，他的记重见天。
而害他的人，大部分已经死了。但还有一个人——那个工头，拿走证据钢筋的人。他是谁？还活着吗？
清单又开始震动。我拿出来，最后一页出现了新的字迹：
“工头叫马彪。”
“他还活着。”
“住在南城棚户区。”
“找到他。”
“午夜带他来。”
字迹下方，是一张简笔画：两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站在土堆旁。小孩手里拿着什么东西，递给大人。
小雅要我找到马彪，带到她面前。
还有七个小时。
我要在南城的棚户区里，找到一个二十年前的工头，然后带他来这个死亡之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躲过那些想我的人，想抢证据的人。
我看着手中的记，陈大山的遗言。小雅父亲的最后嘱托。
“你要好好活下去。”
但我还能活多久？
夜幕降临，空地完全陷入黑暗。远处购物中心的灯光亮起，照亮了半边天空。
我爬出土坑，拍掉身上的泥土。记本装进背包，和清单放在一起。
该出发了。去南城，找马彪。
去完成，最后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