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接通后，我说：“建军，杨芳举报我偷税的事，基本确定了。”
他沉默了几秒钟。
“需要我做什么？”
“不需要。我自己能处理。”
“那你注意身体，别熬太晚。”
“嗯。”
挂了电话，我坐在车里，没有马上发动。
张建军这个人就是这样。不问细节，不替我做主，我说能处理他就信。
以前杨芳总开玩笑说我老公“闷葫芦一个”“没劲”。
有一次吃饭，杨芳当着我们俩的面说：“建军啊，你也太不浪漫了，敏敏生你就送个电饭煲？”
张建军笑笑没说话。
回家路上我还替杨芳打圆场：“她就是嘴巴快，没恶意。”
张建军说：“她每次来咱家，眼睛都在打量咱家的东西。”
那时候我觉得他多心了。
现在——
我发动了车。
接下来两周，我按照马科长的要求，配合税务机关做了三件事。
第一，提供了我和杨芳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特别是涉及“走账”“开票”的部分。
第二，提供了三年里芳华建材与我公司的全部合同、对账单、物流单据。
第三，按照马科长的要求，从银行打了我个人卡和公司账户的完整流水。
这三件事做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
杨芳让我帮她“走账”的那些钱——从我公司出去、经过我的账户、最后回到她手里的钱——如果被查出来有问题，首先被问责的是谁？
是我。
因为发票是我的公司开的。
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杨芳为什么举报我。
不只是为了五百万奖金。
是为了甩锅。
她自己的公司有问题——也许是更大的问题——她知道迟早要被查。
在被查之前，她先举报我。
这样一来，所有经过我公司的那些虚开发票、异常走账——在调查人员看来，是我主动的。
她是“举报人”，是“正义的一方”。
而我，是被举报的“偷税犯”。
她想让我替她背锅。
想通这件事的那个晚上，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面前摊着那个写满数字的本子。
六十三万八千块。
虚开发票二十三万。
三百二十多万的关联交易。
举报奖金，最高五百万。
我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
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
“杨芳到底有多少账是有问题的？”
6.
两周后，马科长又找了我。
这一次，他的表情和前两次不一样。
不是例行公事的那种客气了。他的眼神更专注，说话的节奏更慢。
“刘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