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法稳，针距匀，打结净。
教室里安静了。
陈教授盯着我的手看了很久。
“你在哪儿学的？”
“公社培训班，周老师教的基础。剩下的，自己琢磨的。”
这不完全是谎话。
上辈子，我确实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县卫生院没有外科医生的那几年，阑尾炎、疝气、外伤缝合，全是我硬着头皮上。
第一次缝合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针。
但后来——熟能生巧。
缝了几百针之后，就不抖了。
陈教授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散课后来我办公室。”
我去了。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像面试一样，一个接一个。
我一一回答。
有些答案超出了赤脚医生培训班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卫生学校进修班的范围。
但我没有刻意隐藏。
上辈子我隐藏了三十年。
怕被人说”一个农村妇女，懂什么”。怕被人怀疑。怕太出格。
所以我一直缩在县卫生院里，当一个安安静静的沈主任。
可到头来呢？
到头来，我死在值班室的行军床上，连女儿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这辈子，我不藏了。
陈教授最后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沈杏儿，”他说，”你知道省人民医院正在筹建一个基层医疗培训吗？”
我心跳漏了一拍。
“目的是培养一批能下到农村、扎基层的全科医生。不是赤脚医生——是真正的、经过系统训练的医生。”
他看着我。
“我想推荐你。”
—
7 信中的冷漠
我没有立刻答应。
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因为——
我知道这条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不会再回桐山村了。
意味着我会和宋明远的生活轨迹彻底分开。
上辈子，我在县卫生院等了他三十年。
他回来过几次。每次回来，都像个视察的领导——看看父母，看看老宅，偶尔看我一眼，说一句”辛苦了”。
后来他脆不回来了。
他和那个留过洋的翻译员程织云，在京城有了新家、新生活。
我听说他们出国访问，听说他们发表了论文，听说他们在学术圈很有名。
而我在桐山村给人接生、治咳嗽、处理被镰刀割破的伤口。
他的世界越来越大。
我的世界始终只有那么大。
可是这辈子——
我可以走出去。
我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寄给赵德厚，告诉他我可能要在省城待更长的时间，请他帮忙照看我在桐山村的事。
第二封——
第二封寄给宋明远。
我写得很短。
“明远：我在省城进修，表现好的话，可能会被省医院选入基层医疗培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把握住。家里的事，爹娘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不用担心。杏儿。”
就这么几句话。
客客气气，公事公办。
和上辈子那些小心翼翼、满怀期盼的信完全不同。
上辈子我给他写过很多信。
写女儿会走路了，写家里的母鸡下了双黄蛋，写村里通了电、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
每一封都在结尾写：”明远，你什么时候回来？”